《说文解字》说：“疫，民皆疾也。”在我国最早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即有关于疫病的论述，《素问·刺法论》说：“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中国至少已有3500年以上的疫情历史，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疫”的记载，在有确切疫灾年份记载的春秋-清朝之间(770BC-AD1911)的2681年中，共有疫灾之年669年，平均每4年就发生一次疫灾。 

 历代医家治疗疫病的经验

        东汉中后期，我国中原地区疫情频发，《后汉书·五行志》记录有10次疫情，尤其建安年间(196一219)，疫情持续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是历史上少见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中写道：“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战争频繁，饥谨连年，气候寒冷，以至出现“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悲惨状况，面对疫病流行的惨状，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对建安疫病证治进行理论总结，著成《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不仅奠定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础，而且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治疗传染病的专著。 

       晋人葛洪在《肘后备急方·治瘴气疫病温毒诸方》中，列举了数首“辟瘟疫”、“辟天行疫病”的方剂，可以说是最早出现的预防与治疗疫病专方。书中记载了以药物少许，纳鼻中防治疫病的方法，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有效方法。再如以药物制成药囊佩带于胸前、挂于门户、烧烟熏居所的防治疫病的方法，这些方法对后世影响很大，流传很广，至今仍有沿用者。 

       南北朝时期南朝多流行温热疫，陈延之率先提出了“伤寒与天行瘟疫为异气”的看法，在《小品方》中阐述了伤寒与时行瘟疫的区别。随后唐代在贞观以后，也多次发生疫灾，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的《外台秘要》载有多首治瘟、辟瘟方剂，《千金方》还记载饮用屠苏酒防疫的方法。 

       李东垣在《内外伤辨惑论》记述了公元1232年间疫病的流行，东垣创制补中益气汤治疗。李东垣所称的这次内伤病，其实是一种以脾胃内伤为基础的外感病，著名医史学家范行准先生研究考证认为，其实就是鼠疫（《中国医学史略》）。李东垣用益气升阳法治疗烈性传染病，为后世树立了甘温除热法治疗疫病的典范。《东垣试效方》还记述了泰和二年（1202年）一次疫病流行，东垣用普济消毒饮治疗。 

       吴又可经历了明代崇侦辛巳（1641年）之疫，《瘟疫论》说：“一巷百余家，无一家仅免，一门数十口，无一口仅存者”。1642年，吴又可“静心穷理”，集“平日所用历验方法”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瘟疫论》。《瘟疫论》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成就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创立了新的病因学，“杂气”说，与现代传染病的病原体特征基本相符。二是创立新的病机学说，邪自口鼻而入，侵入膜原。三是创立新的治疗学，疏利透达膜原法，创立达原饮治疗，提出“客邪贵乎早逐”观点。 

       清代余师愚经历了乾隆33年之疫，《疫疹一得》中余氏描述的是一种出疹性的疫病。余氏总结前人治疫经验创立的大清气血方——清瘟败毒饮治疗。 

       王孟英于道光十七年写成《霍乱论》一书，20多年后在上海“适霍乱大行”，于是重订《霍乱论》，名为《随息居重订霍乱论》，创立了适合湿热病中焦证的辛开苦降方，如连朴饮、黄连定乱汤、燃照汤、蚕矢汤、甘露消毒丹等。王孟英还针对霍乱急症提出一系列救急措施。 

       杨栗山是清代疫病学派著名医家之一，著有《伤寒温疫条辨》一书，认为温病的病机是“邪热内攻，凡见表证，皆里证郁结，浮越于外也。虽有表证，实无表邪”。他自创以升降散为总方的15个治疗疫病方剂。 

       此外，叶天士的《温热论》、薛生白的《湿热条辨》、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诸多温病学著作中的“温热病”、“湿热病”等，都包含了多种急性传染病，叶天士创立了卫气营血辨证方法，吴鞠通创立了三焦辨证方法，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于今天治疗各种急性传染病都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中医预防瘟疫没有疫苗，但对天花的预防在世界上最早发明了接种术。就是将患过天花病人的疱浆挑取出来，阴干后吹到健康人鼻孔中，接种上天花后就不再感染。这种方法最早起源于何时，还没有定论，但到明清时，已有以种痘为业的专职痘医和几十种痘科专著。清代政府还设立种痘局，可称是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机构。 

       由此可以看出，在历代治疗疫病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治疗疫病的医家，他们在继承中医的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疫病的特点，不断创新，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张仲景解表散寒，李东垣补中益气，吴又可燥湿解毒，余师愚两清气血，王孟英清热除湿，杨栗山升清降浊，这些抗击疫病经验经过凝练，上升为新的理论，以学术专著的形成为标志，丰富了中医治疗外感病的学术内容。疫病不同，治法不同，但都是在坚持中医基本理论指导下的辨证论治。中医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分析疫病的病因、病机确立相应的治法，这就是中医治疗疫病最宝贵的经验。 

     中医对疫病发生机制的认识

       不同的疫病有不同的病因病机，但疫病作为外感病中的一大类疾病，也有其共同的规律。疫病的发生与自然界气候的变化、季节的交替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疫病流行都发生在季节交替之际。大量人口流动、战争频繁也是疫灾发生的重要诱发因素。中医根据天人相应的观点，认为自然界气候、环境的变化对整个生态大系统有直接的影响，在正常情况下，微生物与人类能够和谐相处，生态系统保持有序的平衡状态。当发生自然灾害、战争、人口大量流动以及气候的异常波动时，整个生态系统的外环境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导致微生物间的生克规律发生混乱，一些病原微生物发生变异或大量繁殖，失去相对稳定性，最终导致瘟疫爆发流行。中医认为一切外感病本质上都是人与环境的不协调造成的，人在正常情况下是有自我调节能力的，因而随着四季寒、热、温、凉的变化，人体通过自身的调节与环境保持协调。当人体的调节能力下降或环境发生剧烈变化时，人与环境不能达成协调状态就会发病。人的调节能力就是人的“正气”。中医认为“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谓的“正气”就是对病原微生物的抵抗力，以及自身的调节能力和适应能力，“邪”指的是各种致病因素。

       中医防疫的基本原则

        中医对疫病的预防就是要增强人体的正气。人的正气主要由精气等物质构成，《素问·金匮真言论》说：“故藏于精者，春不病温”，可见对于精的保养十分重要，要藏精就要让精能正常生成，而且不能过多耗散。精的生成是要靠饮食物化生的气血不断来充养，精、气、血是可以相互化生的，如果气血不足，精就无法充足。气血要充足，首先要饮食有节，要避免饥饿，同时也不能暴饮暴食，要均衡饮食，营养全面而丰富，不能偏食。气血的生成还有赖于脏腑功能的正常。气血要能充养精，还必须要求气血和顺，情志畅达。另一方面，要防止精的耗散，就不能过劳，包括劳心、劳神、劳身以及房劳，要做到“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概括起来说就是《素问·上古天真论》所说：“恬憺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疫病的致病邪气毒力非常强大，正气的抗邪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避免邪气的侵袭也是预防疫病的重要环节。《素问·上古天真论》说：“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素问·刺法论》强调：要“避其毒气”。要避免疫邪的侵袭，就要讲究个人卫生，对环境消毒，疫病发生后要采取隔离措施，这些在中医古籍中都记载有具体的做法，如清代后期，鼻烟壶曾是驱逐瘟疫的工具，宫廷中的医生常以鼻烟配方的方药，治疗鼻病和瘟疫。民间则多以芳香药装入小袋，佩带身边，悬挂于居室，以预防瘟疫。 

   针对当前疫病的中医防治

        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肺炎自2019年12月在湖北武汉等地发病以来，传染迅速，患者已逾3万多例，临床表现有发热、咳嗽、肌痛、乏力，同时可有消化道症状，重症病例常伴有呼吸困难。关于中药内服预防的方法常常会受到人们的诟病，因为不能确定中药是否有杀灭病毒作用，药物预防也没有确切的对照研究结论，但我们认为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中医非特异性的预防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处在同样的暴露环境下，有人发病，有人不发病，发病后也有轻有重，本次疫病中有基础疾病者、肥胖者、老年人预后较差，容易发展为重症，说明不同人群、不同个体对病毒的抵抗力是不同的。我们认为治疗基础疾病，辨证施防就是一种有效的预防手段，可以减少发病，或发病后症状较轻。扶正祛邪是中医重要的防治法则，但扶正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吃补药，要根据不同的体质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气虚者需要补气，阴虚者应滋阴；驱邪也不能盲目进行，要确定邪气的性质，容易上火者应清热，湿邪重者要除湿。药物预防是二级预防，一般来说是针对特定人群的，如医护人员等密切接触者，以及体弱多病者，对于非疫区的人员，身体没有接触病邪，盲目服用解毒类中药，有的人体质本来就偏于虚寒，服清热解毒药当然就不适当。我们认为必须强调辨证施防，要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有针对性地预防。根据前期对部分患者的临床表现、舌脉的观察，我们初步提炼出本病的病机为肺气阴虚，湿毒侵袭，拟定益气养阴，除湿解毒的预防方药：黄芪、北沙参、知母、苍术、连翘、金莲花、桔梗，主要针对密切接触者和体质虚弱的高危人群。 

       对于通用的防护原则，我们认为应注意以下几点：适寒温，食清淡，避邪毒。适寒温是指我们的衣着要与环境相适应，过冷或过热都会导致人体抵抗力下降；肺为清虚之脏，饮食肥甘厚味浊腻之物，会妨碍肺的宣发和肃降功，从而降低对外邪的抵抗力；避邪毒是任何时候都必须重视的，因为本病多所有人普遍易感，戴口罩，勤洗手避免毒邪从口鼻而入，决不能因为服用预防药物而故意暴露在病毒环境中。 

      在新世纪之初，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病源微生物的耐药，抗生素的不断升级换代，已经得到控制的传染病如结核、血吸虫病等有卷土重来之势，新的传染病种不断出现，艾滋病、埃博拉病、变异的冠状病毒、人禽流感等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命和健康，几千年来，中医药在疫病的防治方面形成了系统的学术理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虽然不断出现的新疫病在中医典籍中可能没有记载，但是依据中医药防治疫病的基本理论，中医在当前防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方面有极大潜力，中医药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及未来的各种疫病的防治当中可以做出新的贡献。